随着暖季的到来，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抛开那些琐碎的烦恼，迎接奔向牧区参加节日庆典的欢乐时光。人们已经开始热议那场的百年庆典，而各省市县的新年拜访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段时间，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似乎都被抛诸脑后，至少到秋天之前，我们可以享受片刻喘息。夏季的建设工程却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难题——这是不争的事实。等到秋风吹起，沉浸在假日氛围中的蒙古人会猛然惊醒，难以割舍的节日余韵逐渐被愤怒和抱怨取代。人人仿佛一夜之间变得精明能干，针对所有不顺心的事互相指责，在拥挤的城市和建筑中争吵不休。
问题的根源，或许正出在“城市”本身。蒙古一半的人口都挤在首都乌兰巴托，城市的问题自然成了我们共同的难题。空气污染、交通拥堵、道路状况、供暖不足，再加上学校和幼儿园资源短缺、医院不堪重负……这些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讨论过无数次原因，也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但讨论仍在继续，似乎永无止境。
每当提到乌兰巴托的困境，历任市长总会抛出一句挡箭牌：“这座城市初是为40万人口设计的，现在有多少人挤在这里？”这句话一出，总是能堵住我们的嘴。现任市长赫·尼姆巴特尔和他的副手们这么说，前任领导们也如出一辙。那些曾经疯狂喊着“……我们的俄罗斯兄弟当年给我们建这座城市是大手笔，你们自己又干了什么？”的官员，如今倒是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40万“领导”留在这里，其他人统统赶出城？或者反过来质问：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城市规划没有得到任何投资？为什么没能抓住重新规划的契机？这些问题同样尖锐。事实上，国家政策的失误和腐败对如今首都困境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管理一直掌握在那些西装革履的官员手中，而非真正懂得经济和管理的人才。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把所有工作交给“领导”——那些穿着昂贵套装、坐在办公桌后、与党派关系融洽的人。这种观念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根深蒂固，绝非虚言。如今，谁都能看出这种党派中心化的弊端依然存在。
管理一座城市，根本不需要这些衣冠楚楚的大人物。真正的城市管理团队应该每天从接收出生和死亡报告开始，忙碌到深夜解决问题，没有其他捷径可走。新闻部门也不该坐在玻璃大楼里，靠拨款给几个网站了事。乌兰巴托的所有困难，都是六十多年来管理失误的恶果——为了政治利益、党内表现，穿昂贵西装、开豪车炫耀成了常态。
其实，城市人口增长本该是市长们的骄傲。人口增加意味着城市经济壮大、能力提升，这在全球城市文化中是值得庆祝的事。新生儿出生时收到市长送来的礼物，整个产科医院洋溢着喜悦，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地方司空见惯。可在我们这里，人口增长却成了愤怒的。市民们也跟着烦躁起来：“外地人离我们远点，城市变成这样都是你们的错！”指责声此起彼伏。
但仔细想想，我们真正该做的，不是责怪从牧区来求学的学生，而是为更多人提供教育和知识；不是关闭市场，而是打造更多化、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市场；不是限制汽车，而是让更多车辆上路……这些才是世界城市的常态。因为随着这些增长，城市建设也会随之进步。市长们总不会说，北京早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就被规划成容纳3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吧？它可能初只是一个聚居地，逐步发展壮大。人口增加带来道路和桥梁的修建，住房和供暖设施的完善——城市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们也该如此：扩大城市规模，容纳更多人口，每天铺设道路，让市民自由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当前的困境。这对城市来说，本应是日常。
当然，的难题并非市长赫·尼姆巴特尔一人造成。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或许该停止对如今努力工作的年轻人泼冷水。新年伊始，蒙古国总理鲁·奥云额尔登推出了“乌兰巴托市2040年发展总体规划”，并在国家大呼拉尔发表讲话。希望有人认真听进去了。
城市是个活的有机体。参与制定乌兰巴托总体规划的专家们建议，要像提升身体免疫力一样，全面解决首都的问题。总理近也表示，世界上没有的好坏城市，只有规划是否得当、能否成功实施的区别。他呼吁达成共识，避免将首都问题政治化。这番话，显然是在剖析过去与现在后得出的
为支持首都基础设施发展，已成立由人士、规划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推进工作。总理还感谢那些响应税法修改政策、投资空气和环境污染项目的私营企业，并呼吁更多企业加入。私营部门的反应却冷热不一。有人抱怨：“这算什么？给了我们什么机会？执政者似乎偏袒一部分人，对其他人只有拆除和破坏的‘礼物’。”这话不假。有些公司曾依法申请土地，甚至在拍卖中投入巨资，却因利益集团的压力15年来无法动工，无人赔偿他们的损失。另一部分人则愤怒地表示：“当年土地没人要时，市长亲自上门请大公司投资建设，承诺全力支持。如今却把所有责任推给我们。”这也是事实。
我们缺乏现成的经验，错误和腐败在所难免。
乌兰巴托发展总体规划于1954年获批，此后在1961年、1976年和1986年多次修订。直到2002年，才批准了“乌兰巴托市2020年发展总体规划”。2013年，国家大呼拉尔又通过决议，审议并批准了2030年的发展趋势文件。这些规划在国家政策中究竟有多大优先级？总理鲁·奥云额尔登指出，过去规划未能落实的原因包括：能源价格未及时放开，导致非规划区域的无序建设；治理不稳定，纪律松懈，非法占地泛滥；预算和投资不足，问题积重难返；缺乏问责机制；土地分配过多受政治决策干扰。
这次的“2040年总体规划”以可实施为原则，基于“20分钟城市”模式，从七大领域重新规划，借鉴国际经验，力求解决过度集中和发展失衡问题，打造环保、可持续的城市模式。项目包括沿图拉河建设32公里4-6车道快速公路、在Hui Doloon Hudag打造容纳3万人的新那达慕综合体，以及连接市中心与新卫星城的62.5公里垂直轴线高速公路。这些规划预计将高峰期车速从9公里/小时提升至22.5公里/小时。
工作已经启动，但坦白说，每次写到这些规划和政策时，总有批评者连看都不看。对他们来说，这太“无聊”。其实，我们不该如此。比如，为减少汽车依赖、提升公共交通，已规划沿和平大道建设17.7公里的地铁一、二号线，融资工作已提上日程。可我们却一知半解就成了“专家”，对一切指手画脚。
蒙古国虽地广人稀，但60%以上的居民挤在污染严重的首都。宪法赋予我们“在健康、安全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可现实中，这权利几乎落空。70%的企业和组织也集中在乌兰巴托。为缓解这一局面，需支持地方发展，建立新定居点，制定可持续的人口政策。这是当下政策制定者的共识。
人口向乌兰巴托集中，已成城市发展的大阻力。研究显示，牧区到城市的迁移不会减弱，这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所有梦想都指向城市，古今皆然，未来亦如此。不仅蒙古如此，全球城市化趋势都在加剧。各国通过更新规划和去中心化政策，扩展定居区域来应对。
是时候停止抱怨“城市初是为40万人设计的”了。1926年，乌兰巴托成立时拥有70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强大团队。如今，人才短缺却是大瓶颈。制定城市规划需10-15名工程师和建筑师，而全国范围内，拥有城市规划和经济学的双学位的人寥寥无几，这怎能不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