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出土的《萧谅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位唐代颇有书名的官僚生平宦迹、学术才艺、家族情况，补充了两《唐书》相关记载的缺失。通过书迹比对，近年洛阳出土的《萧墓志》《崔尚墓志》也是萧谅的书法作品。结合传世文献以及洛阳出土萧谅家族成员的墓志，对于研究兰陵萧氏齐梁房具有重要意义，也勾勒出南朝世家大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陕西历史博物馆近年来新征集三件白底黑花大罐，造型基本一致，装饰风格雷同，从其铭文自述来看，均应是山西壶关窑的产品。笔者以此为契机，综合梳理关于壶关窑大罐研究的相关文章，总结该类大罐各时期的特征，并对前人研究没有解决的时代界限、断代特点等问题做探讨分析。11年郑州大学考古系在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发现一处周代城址，213年对该城址大城西北部进行发掘，面积为6平方米，发现了一批丰富的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遗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遗存*为重要。该区域可能为城址的仓储区。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官庄城址的布局、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及郑韩两国对该区域的治理提供了新资料。摹写是文献墨迹复原复制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小字墨迹复制摹写技术，在复制工作中克服了"双钩廓填"方法对笔墨的制约，具有一笔成形、对应表现潜力大、效率高、适合小字墨迹复制等特点，是传统墨迹复制中比较难把握的技术方法。本文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博物馆对摹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强调在小字文献墨迹复制中发挥摹写技法特点与对应表现潜力、精心制作墨影底稿和熟练驾驭字形与用笔笔势；强调从专业需要和个人技术素养两个层面把握"摹"与"写"的内涵、强化笔功基础、认知原迹、引入笔意观照；同时强调加大试摹写数量，做到意在笔前，使小字墨迹的复制摹写技术成为既符合传统技术特点，又可广泛应用复制各种小字墨迹文献的文物复制技术，从而提升文物复制件的品质，使传统文献墨迹复制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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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出土的耳饰是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出现的。由于新石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冶金工艺，因此，此时出土的耳饰大多是以玉石材质为主，也有少量的陶、煤精、牙骨等质地。耳饰形制主要是以玉石质的玦为主，以及少量的耳珰和耳坠为辅。其佩戴方式主要有夹戴(如玦)，直接塞入耳部穿孔(如玦、耳珰)，或穿绳系挂于耳部(如玦、耳坠)等。8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市基本建设，发掘清理了一批唐代墓葬，其中M6出土了陶俑、墓志等14件遗物，其中的两匹"扬蹄"白陶马为郑洛地区所少见，殊为珍贵，为唐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在3S技术的支撑下，郑州大史学院对官庄城址周边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测绘。通过聚落形态研究，作者对官庄城址的城市形态、空间结构及其与东虢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通过对商末周初至西周晚春秋时期的聚落演变的考察，揭示出西周晚期前后研究区域内聚落和社会格局经历了一次重整。明代洛阳福王府是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朱常洵的藩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府毁于大火，至今其旧址仅存一对汉白玉石狮。5年5月洛阳民俗博物馆从洛阳老城东大街，又征集到一尊明代汉白玉彩绘石狮。1年，天水市博物馆与西安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1982年天水市石马坪出土的石棺床进行了科学保护，同时发现了该具石棺床的一些新信息。其中部分信息与1992年发表于《考古》杂志的《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一文内容不相一致。本文即根据这次保护所揭露出来的新信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天水这件石棺床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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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库孜萨来寺院遗迹位于现在新疆图木舒克市，是古代疏勒国和龟兹国交接之处。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在该遗迹发现几件佛教故事塑像，至9年代，由法国学者考证其内容。这些塑像为研究佛教故事图在丝绸之路的流行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将这些佛教故事塑像的题材内容和造型与龟兹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比较，试图探讨西域佛教交流的一端。文章针对相关学者提出的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建筑基址奉祀神主为武丁卜辞中的"九示"，且为盘庚时期始建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号建筑基址主殿1间奉祀的神主应为自上甲开始，至沃(羌)甲止的"十示"(具体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沃甲)，其始建年代为盘庚这一世，但不局限于盘庚这一王；二号建筑基址主殿4间奉祀神主为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建造年代为武丁时期。本文在陶仓楼类型划分基础上，认为河南汉墓出土的陶仓楼至西汉晚期在豫中地区首先出现，为二层带腰檐建筑。西汉末至东汉早期此型陶仓楼向高层发展，区域由豫中扩展到豫北地区。东汉早期豫西、豫西南地区出现二层无腰檐陶仓楼。这时期河南陶仓楼数量和式样增多，分布范围广泛。东汉中期为陶仓楼繁荣期，豫北地区出现带附楼的院落式陶仓楼。东汉晚期各区域陶仓楼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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