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古纪游图册》是清代金石考古家黄易重要的山水作品之一，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依据黄易题跋中屡屡提及的"辛卯"纪年，一般认为此册作于"乾隆辛卯腊月"即1771年12月。但其艺术风格与黄易同时期即早期山水作品差异很大，却几乎与得碑访碑图等晚期作品无异。笔者在徐邦达、刘九庵等故宫前辈鉴定意见基础之上，分析考证认为"辛卯"系"乙卯"之误改，是黄易为防范官场政敌作祟保全自身而刻意为之。因此，《访古纪游图册》应为写绘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1795-1796年)间的黄易晚年之作，从而在时间上弥补了黄氏《得碑十二图册》(1793-1794年)与《嵩洛访碑图册》(1796年)、《岱麓访碑图册》(1797年)之间缺失的关键一环，使四者连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于黄易晚年金石访碑研究意义重大。辛亥爆发后，梁启超对其先是充满疑虑，担心会带来社会，也怀疑党所鼓吹的、共和是否真能"名至实归"；随即，他又因看到后有可能实现自身抱负之契机而心生窃喜。辛亥十周年之际，他对其大加颂扬，肯定了辛亥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对其给带来的变化极其乐观。梁启超这一由疑虑、窃喜而乐观之转变，与他流质般易变之思想、热衷之秉性以及自信之性格等密切相关。客观上看，也与民初以降社会、经济的逐渐起步紧密相关。梁启超深刻认识到这一内在变化，故而对辛亥以来尤其是此后的充满乐观。与这一变化互为表里的是，梁启超的思想在不断发展、进步，他基于对辛亥及其给带来的发展变化之深刻体认，*终提出"在于民"的观点。梁启超对辛亥认识与态度的转变，折射出辛亥的巨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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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晗造像碑是2世纪7年代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有纪年的北魏时期的遗物，是反映大海寺创建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该碑出土后，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尚未被学界所重视。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该碑的研究，初步认为道晗造像碑的雕造与龙门石窟同时期作品有密切关系，应为开凿龙门石窟的匠人所为。从而推测大海寺的创建应与荥阳郑氏有关，而道晗造像碑的雕造则得力于荥阳贾氏。
薛河流域是山东古遗址密度的地区之一，21-212年国家博物馆与山东大学合作在此区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共发现遗址和遗物分布区18余处。项目在田野调查和聚落研究中使用GPS、分区采集和：rcview软件分析等手段，主要考察了本地区北辛文化时期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和变迁情况。大体而言，这一区域聚落发展的总趋势为聚落数量不断增多，分布范围逐步扩大，聚落规模逐渐增大，聚落间的分化逐渐明细。具体又可以分为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的萌发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的稳定期、西周至秦汉时期的高速发展期三大阶段。宏观聚落变迁的整个过程以稳定和继承为主，突变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这座墓葬是洛阳地区近些年来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盗的有唐三彩器出土的墓葬，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洛阳地区所发掘出土唐三彩墓葬的实物资料，而且在墓葬的形制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资料。
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为清内府珍藏并著录的书画作品。昼锦堂遗迹是宋代园林艺术的重要代表；而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则是对昼锦堂艺术意境的还原与深化。对二者的同时解读，对理解古代园林艺术理论真谛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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