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这一欧亚大陆东方的内陆国成为备受西方游客青睐的国度，我们却对这个地域辽阔的北部邻国知之甚少。我从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坐国际大巴出发，在阿勒坦布拉格口岸入境蒙古国，一周后，乘坐“乌兰巴托—北京”国际列车横绝大漠，穿越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于傍晚时分从扎门乌德离境，抵达中国二连浩特。一路走来，壮阔无垠的旷野草原、如天路般直触天际云端的迷人公路、现代化气息与古老游牧生活神奇共存的都市、湮没于草原深处的失落故都、如繁星散落人间的马匹牛羊，还有鲜美而纯正的蒙古牛羊肉美食，立体化感官冲击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我那对内亚中央高地草原迷恋至深的心弦，也带给了我诸多对草原游牧文化的思考。
提起乌兰巴托，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起那首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蒙古歌曲《乌兰巴托的夜》。1985年由蒙古国诗人桑堆扎布作词、普勒布道尔吉作曲的这首歌曲，四年后首次在中国呼和浩特登台演唱。从此，“那么静那么静”的“乌兰巴托之夜”走进了中国千家万户。近年由贾樟柯填词、歌手谭维维倾情演唱的新版《乌兰巴托的夜》更加凄婉动人，低吟和哀怨中裹挟着对已故父亲的思念，哀告着“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飘向天边的云，你慢些走……”，希望那夜晚的风和天际的云能留住父亲离去的脚步。清亮而纯粹的嗓音倾诉着多情难舍的往事，高扬的旋律和宽广的音域更是犹如蒙古草原牧歌一般悠远而辽阔。“连风都听不到”“连云都不知道”的草原之夜带给了我们对乌兰巴托无尽的遐想。草原之风从三河源溯图拉河河谷款款而来，裹挟着浓郁的游牧气息，吹拂着现代化的都市，时尚与传统在乌兰巴托这座年轻的城市中共生共存。
1733年，清政府在今蒙古国扎布汗省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至1911年，这里始终是蒙古的政治中心，也是清政府对蒙古各盟的管理中心。蒙古谋求半独立状态后，蒙古宗教**哲布尊丹巴八世将政治中心迁至今天的乌兰巴托，时称库伦。库伦成为当时蒙古草原的城市新星，也是晋商前往俄罗斯贩卖茶叶这一条“茶叶之路”上重要的军政中心和中转驿站。珠格德尔于1912年绘制的布画《京城库伦》展现了乌兰巴托建城初期的城市布局。整座城市以黄宫（即今国家宫所在）为中心，布画中绘制了博格达汗冬宫、乔金喇嘛庙、甘丹寺等重要建筑，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蒙古包，原物现藏于博格达汗冬宫。笔者参观乔金喇嘛庙时，寺院正门墙壁绘有该画的复制图。1924年，库伦更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作为蒙古国首都的乌兰巴托，是名副其实的当代草原大都会。乌兰巴托近一百四十万人口中，青年人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四。乌兰巴托成为全球*“年轻化”的城市之一。庄严雄伟的国家心脏坐落于苏赫巴托广场——近年随着国家宫外观的改造和成吉思汗雕像的落成，已将其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但蒙古人還是习惯将其称为苏赫巴托广场。
乘坐大巴大约经过六个小时，到达了蒙古草原深处、距离乌兰巴托三百多公里的哈拉和林。哈拉和林位于鄂尔浑河谷上游一片开阔之地，杭爱山东麓。这里既是昔日蒙古帝国的政治心脏，同时也是蒙古高原自然地理的中心，鄂尔浑河在其东部数公里自南向北蜿蜒流淌。到达当日，烈日当空，湛蓝的天际没有一丝云朵，苍穹下伫耸着被一百零八座白塔和白墙环绕的额尔德尼召，日光虽已渐近黄昏，但依然投射着夺目的光晕，使草原青草地中衬托着的额尔德尼召在蓝天下显得格外壮美和圣洁。十三世纪，窝阔台之子阔端与西藏藏教密宗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在河西凉州幻化寺（今甘肃武威白塔寺）确立了新的蒙、藏关系，藏传佛教传入蒙古高原。直到十六世纪，土默特部占据大青山下富饶的土默川，首领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在这里建立了土默川地区第一座“城寺”——美岱召。1586年，漠北喀尔喀首领阿巴岱汗效仿美岱召，建立了额尔德尼召，寺院在极盛时期有佛殿六十二座，僧侣达万人。1937年受到苏联大清洗波及而关闭，除三座殿堂幸免于难外，其余尽数被毁，僧侣或逃往内蒙，或被屠杀，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但却有相当数量的唐卡、佛像、查玛面具被当地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下来。寺内至今还陈设着来自哈拉和林都城万安宫遗址的柱础、石香炉、石狮、石台等各类石雕和碑刻。达赖喇嘛庙前摆放着额尔德尼召的修建者阿巴岱汗及其孙子的墓碑，镌刻有蒙、藏和阿拉伯文。寺内大多数建筑都是佛教信仰恢复后建设而成，融合了蒙、藏、汉等不同建筑和艺术风格。
哈拉和林在额尔德尼召以北的草原中。马可波罗、鲁布鲁克等欧洲人士，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都留下了关于哈拉和林城的记载。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赴东方的传教士鲁布鲁克曾轻蔑地认为哈拉和林的规模还不如法国巴黎郊区的村落圣丹尼大。
考古学家罗丰评价道：“哈拉和林是大蒙古帝国蒙哥汗时期的首都，修筑在帝国强盛的年代。十二、十三世纪时，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商人、教徒接踵而至。位于该城西南部的万安宫是蒙古时代*重要的建筑，对于游牧的蒙古人来说，这么宏伟的固定建筑在整个蒙古高原都是唯一的。”（罗丰《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作为当时文明中心的哈拉和林，东至日本海、西达东欧多瑙河和莫斯科、南抵华南的大半个欧亚大陆，都处于它势力的笼罩之下。随着忽必烈迁都大都，立都四十年的哈拉和林降格为元朝岭北行省治所。十四世纪后半叶，包括哈拉和林、元中都在内的草原都城被元末农民起义军摧毁。
哈拉和林历史博物馆偏厅内专题展示了巴彦诺尔高等级贵族墓的出土文物。墓葬的发掘者认为：“根据墓葬形制、葬式及出土遗物，可以认定该墓葬为东突厥汗国时期的遗存，墓主人可能为突厥贵族人物。”学术界多从此说。笔者的好友徐弛博士新近提出墓主人为铁勒仆固部首任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2009年，俄、蒙考古队联合发掘了中央省扎马尔苏木的仆固乙突墓。两者在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特征上都极其相似，带有浓厚的大唐文化气息。这两座高等级贵族墓的发现表明，图拉河下游一带当为唐代安北都护府的核心地带，两大墓葬构成了蒙古国境内唐代羁縻府州控制时期重要的地理坐标和历史参照系。
蒙古国可以称得上是现今世界文明版图中真正的草原游牧文明的中心和马背上的国度，正如学者陈志强所言：“长达万年的农耕时代并没有给这里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数百年来的工业文明也没有重新绘制草原的蓝图，充其量只是给蒙古包增添了**天线传来的**信号和太阳能提供能量的电灯。”即使如首都乌兰巴托这样的现代化草原都市，在城市周边方圆十余公里的范围内，仍旧是由蒙古包和牛羊群组成的草原社区，甚至在城区边缘的现代高层住宅间也穿插点缀着蒙古包。新区的建设者们虽身处都市，但仍执着地搭建蒙古包作为临时住所，蒙古人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坚守可见一斑。
蒙古国的游牧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能够数千年得以几乎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下去，归根结底，乃是缘于其生存的土壤始终没有被破坏。除了首都乌兰巴托和其他几座主要城市，蒙古国国土内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改变固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风吹草低见牛羊”和养育它们的牧场构成了蒙古人生活的全部，工业文明的成果并没有完全取代牧民的传统生活用品。人们以马匹为交通工具，而牛羊肉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还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羊毛纺织品更是解决了穿衣用度，毛衣、坎肩、披肩、围巾、毡靴、毡袜、棉服、毛毯、棉被，乃至于搭建蒙古包的毛毡布和生火取暖的燃料，只需几十只肥硕毛厚的绵羊，便能够满足几乎所有家用生活需求。
有人曾戏谑道，整个蒙古国只有乌拉巴托这一座城市。笔者一路走来，旅行路线纵贯蒙古国南北，除乌兰巴托外，还经过了达尔汗、苏赫巴托尔（色楞格省省会）、哈拉和林、乔伊尔、赛音山达（东戈壁省省會）和中蒙边境城市扎门乌德，严格来说，也许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城市，如苏赫巴托尔、赛音山达这样的省会城市充其量只不过是稍稍城镇化的牧区商业中心。环绕城镇的四方之域又是无边的草场、羊群和星罗棋布的蒙古包。即使在这些所谓的城市街道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居民骑马出行。
蒙古高原漫长的游牧时代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明，游牧民族的移动性更是开拓了一条条沟通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草原丝绸之路。蒙古草原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不同民族、文明的重要聚合区和具有“历史地理枢纽”意义的交通廊道。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蒙古中部岩画艺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赫列克苏尔、鹿石、石板墓、石堆墓、石圈墓等，点亮了欧亚腹地早期的文明之光，大量动物（以马、鹿为主）拉车、人马共处、骑士形象的草原岩画反映了蒙古高原早期游牧人群的生活图景。来自中亚的青铜潮通过蒙古草原南下进入黄河流域，引发了中原商周王朝金属冶炼工艺的革命性发展。流行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动物纹艺术、青铜车马器等，锤揲、钻孔、切割、掐丝、焊珠、錾刻、镶嵌等金银器艺术，纹饰繁缛的金步摇，珠光宝玉的璎珞等草原文明元素，都在蒙古草原大放异彩。这一地区还源源不断地输入来自巴克特里亚、印度、波斯、粟特、拜占庭等地区的文化元素，它们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民族缔造的草原文明互动、融合与共生。藏传佛教及其造像、唐卡艺术，通过窝阔台之子阔端与西藏藏教密宗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在河西凉州幻化寺（今甘肃武威白塔寺）所确立的新蒙、藏关系，开始在蒙古高原落地生根并得到了迅速发展。蒙古高原文化在中世纪时向东经过大、小兴安岭进入黑龙江流域，催生了一批蒙古语族特征的世居民族。蒙古草原文明通过长城地带与中原文明进行了数千年的文化往来，与华夏农耕民族融合，极大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